汪峰演讲：不能饿死音乐

长河

楼主 长河说：
摘要]钱给一个音乐人带来什么？不是享乐，而是尊严。这个尊严不是被人认可的尊严，而是在我想说不的时候，可以很从容的说不。

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道略音乐产业”，微信号：miresearch

文/汪峰

今晚，汪峰在星空演讲里完整披露自己从业音乐几十年的经历，从中央芭蕾舞团到鲍家街43号，从第一张唱片挣的8000元，全部版税收入的60万，到开始创业推出让音乐人挣钱的“碎片”APP。他没提半壁江山，没提情怀、信仰，反而说自己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者，想聊一聊现实，聊一聊“钱”。

对中国音乐人来说，能脚踏实地地谈谈“钱”也算是音乐圈的一个进步。音乐人只有有尊严地创作，才有机会创造出更好的音乐。

下文是汪峰本次演讲《不能饿死音乐》的文字实录，不管你是音乐人还是听众，都应该为了音乐圈的未来看看。

《星空演讲》之汪峰：不能饿死音乐

大家好，我是汪峰。

已经记不得这是多少次站在舞台上了，从前都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站在这儿，但这次是一个演讲者，我很紧张，希望我不会把这次演讲变成“车祸现场”。

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钱的事。说到钱，我看到很多人笑了，你可能会说，鲍勃·迪伦都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，汪峰竟然在这谈钱，中国摇滚人真是太没追求了。

也许你会觉得，汪峰的歌里那么多的理想、信仰，怎么今天一开口说话就提钱呢？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困惑，但我坚持要说这个话题的用意，相信你们会明白。

为什么要谈钱，一个笼统的原因是在中国音乐人都很穷，这个穷当然有绝对的和相对的，先来说一下绝对的。

一、我为什么辞了公职

1994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，进入了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任职小提琴手兼乐队副首席，那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我的底薪能拿到900块，加上排练、演出的费用，月收入能够达到三、四千块，能够满足我在北京租房、吃饭、喝酒和泡妞儿的所有需求。

不过，半年之后，我辞掉了这份工作。

很早的时候，我开始听摇滚乐，大学期间，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“鲍家街43号”乐队，我知道，这才是我想要的音乐，去做这样的音乐，是我想要的人生，我必须成为一个摇滚歌手。

我终于跳脱出了体制，成了一个独立音乐人、一个体户，我的左手从握着4根弦的小提琴变成了握6根弦的吉他，右手从握着琴弓变成捏着拨片，表演的方式也变了，以前我需要正襟危坐，现在我可以站着、跪着、跳起来，我好像走进了更广阔的天空，更接近了我的梦想，但是很快，我开始租不起房、吃不起饭，当时的女朋友也离开了，我觉得她做的很对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还谈什么恋爱呢。

二、贫穷的音乐人：三十岁之前，我搬了十多次家

那个时候的我是绝对的穷。虽然我是北京人，但一个人既然已经宣告了独立，就不可能再回家住了，从大学毕业到我三十岁期间，我在北京搬过十多次家，几乎住过北京的所有城区，我还住过三里屯酒吧街，从街尾的最后一家酒吧走到我当时住的地方只要两分钟，你可能会说，三里屯儿是黄金地段，房租多贵啊，其实，那会儿三里屯儿还没有优衣库，房租也没那么贵，住在三里屯儿的好处是，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获得工作，去跑一场赚150块钱的场子。

这种穷的状态延续了很久，即使到后来我们正式签约了，在摇滚圈中有了一定名气了，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。我们的第一张专辑，我分到了8000块钱，第二张专辑发行之后，我们开始有了很少的一些商业演出，演出费很低，大家一分就没剩多少了。

《星空演讲》之汪峰：不能饿死音乐

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人喜欢我们的歌，能够叫出我的名字了，可我却发现我依然养不活自己，我隐约觉得不对劲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行业出了问题。

三、签约华纳：可以让我有尊严的生活

第三张专辑《花火》，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把这张专辑当做最后一搏，如果不能够有所改变，我差不多会去找点其他事情做一做。

我向当时签约的京文唱片的老总许钟民提出了一个要求，我说，《花火》这张唱片请你允许我交给其他的公司来做。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要求，你还跟人签着约呢，然后你就要去跟别的公司合作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许总竟然答应了。之后许总还找到我，告诉我，公司用洪荒之力帮我把前两张专辑的海外版权卖出去了，售价是一万美金，形式是买一送一。这一万美金里，我分到了7400块，我突然一下受了很大的刺激，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，到13、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，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，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，只等于7400块。

我觉得够了，这件事情必须停止，虽然直到现在我和许钟民还有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，但当时我不得不终止合作。我需要找到更强大的合作方，更合理的权益分配方式，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的唱片公司不具备的。

刚好，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在那时开始进驻内地，也纷纷和我有了接触，在见了其他4家后，我见到了当时的华纳总经理许晓峰，他递给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英文合同，用特别强硬的语气告诉我，你肯定看不懂，条件我告诉你，词曲是多少，你的版税多少钱，这还不包括分给你的钱，和华纳的见面总共只有二十分钟，我觉得，就是这里了。和华纳的签约，解决了我很大的问题，我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，接下来，我可以用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写歌、排练、演出，开始比较有尊严的生活。

四、写了十年歌，我才知道作品不挣钱

听上去，好像接下来就该“走上人生巅峰、迎娶白富美”了，还早呢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

我从18岁左右开始写歌，一直到10年以后，28岁我才知道，原来音乐作品是不赚钱的。

《星空演讲》之汪峰：不能饿死音乐

2005年，我发行了个人第6张创作专辑《怒放的生命》，我本人的声誉提高了，很多人知道了我，大家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歌星，但说了也许你们会不相信，我当时的收入和普通的工薪阶层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
从唱片上，我得不到任何收入，网络时代，大家开始免费下载，作为创作者的我们，没办法通过创作获得收益，只能靠演出去挣钱。

你们知道这个逻辑有多扯吗？这就相当于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资的，下班之后你开着车回家，顺道拉两个人，赚点儿生活费。

这一年，我的大女儿小苹果出生了，我成了一个父亲，我很开心，但面对我的女儿时，我很惶恐，我担心不能给她很好的生活，我甚至没有主动让她学习任何乐器，因为如果我知道她喜欢音乐了，我是不可能不支持她去做音乐的，而我知道了她如果做了音乐又注定会很悲惨，作为父亲，我坚决不干啊。

五、音乐人的穷是不合理的

在差不多35岁以后，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前，我开始思考我该怎么办，我做了一些通常摇滚歌手不会去做的事情，比如上《同一首歌》，当时很多人骂我，说我不是摇滚歌手，一副赚钱的嘴脸，我当时没怎么去解释，我想，大家终究会知道，我在趟一条路。

很多做音乐的人都很穷，也有很多做音乐的人甘于穷。但是这种“穷”是不合理的，是病态的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知名音乐人，到现在仍然很“穷”，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，相对的“穷”。

你要问了，汪峰也会穷？他不是乐坛的“半壁江山”吗？可你知道吗，从写歌到现在的几十年里，我所有的音乐作品通过版权获得的收益只有60万，如果放在国外版权保护好的地区，这个数字恐怕要乘以一百。

如果你觉得60万不少了，我可以举个例子，有个很牛逼的加拿大女摇滚歌手艾拉妮丝·莫莉塞特，她的前两张专辑水准都非常棒，但销售成绩都平平，大概每张3万左右，能分到十几万美金，第三张专辑发了3个月之后，她就回加拿大了，6个月后，专辑销到了800万，两年后，包括实体和流媒体的专辑售出了3500万张，她的收入大约在1个多亿美金，而在这之前，她的账户了可能只有几十万美元。

根据我得到的数字，我的歌曲历年来的下载量达到了3亿次，如果我们的版权保护足够到位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我损失了大概有一两架飞机。

这就是我说的相对的穷。其实最让我生气的还不是飞机没有了这件事，最让我郁闷的是，这些钱都去了哪儿了？



《星空演讲》之汪峰：不能饿死音乐

六、钱对于音乐人不是享乐，而是有尊严的生活

你们知道钱会给一个音乐人带来什么吗？最重要的不是享乐，而是尊严。这个尊严不是被人认可的尊严，而是我可以有权利在我想说不的时候，我可以很从容的说不。

在国外，很多音乐家可以选择不演出，他们可以通过版权获得的收益，继续安心的进行创作，真正做艺术的人是需要这种状态的，在我身边有很多拥有过人才华的音乐人，但因为没有钱，他们甚至没办法拥有体面的生活，有很多人因此离开了这个行业。

我足够努力，也足够幸运，09年推出了《信仰在空中飘扬》这张专辑之后，我进入了新的阶段，商演的价格越来越高。

在演出市场上，只要我愿意，只要唱两三首歌我就能获得比过去多数十倍的收入。通过商演，我好像是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，我可以去做一个有尊严的音乐人，但这件事情还是不对，子怡之前曾经很困惑的问过我，你的歌火成这样，这首歌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呢？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不算商演，如果只靠版税，差不只能收到一万块。”多亏这些年我脸皮厚了，早些年女朋友这样问我，我肯定不好意思告诉她，自己拼命写的歌只值这点儿钱。

七、什么造就了音乐人的穷？

有一天，我偶然听到了音乐人李夏写的《离开北京》，我花了15分钟，动用各种关系找到了李夏的电话，因为这首歌带给了我久违的感动，它听起来像是写给爱人的，但实际上是李夏写给他因为生活困顿而无奈离开北京的乐队成员的，请注意我所说的，是因为生活困顿而离开北京。

《星空演讲》之汪峰：不能饿死音乐

在座的观众，你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，或许收入有高有低，辛苦程度各有不同，或许有一天你们会为了追求其他的人生理想，比如更好的居住条件，或是更清新的空气而离开北京，但至少不会因为生活困顿、因为租不起房、养不起家人而离开，但在音乐界这个金字塔的基座部位，的确还有大量的音乐人挣扎于生存线上。

想一下，为什么音乐人会有这样的现状，如果你是一个工人，你制造的商品会卖出一个价格，如果你是一个老师，上你的课需要付课时费，无论有形或是无形的商品，购买者都需要付费，然而音乐不是，创作者写了一首歌，把它发到网上去，这首歌就变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的获取，所有场合都可以免费，仅有少数知名音乐人能够获取少量的版权费用，绝大多数创作者只能免费贡献自己的价值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不合理的。

八、我想尽力改变这一切

如果说，我还可以通过演出，通过当导师获得不菲的收入，那些兢兢业业的创作者们要怎么生活呢，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，他们要怎样获得尊严，或许他们最终就要为了生活，去做一份他们不擅长、也不热爱的工作，从此告别音乐。

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，是纵容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我们，是一直在免费听歌的你们，是提供了传播平台却没有保护的平台，还是不够合理的版权制度？

当我看到我的大女儿熙熙每天在练钢琴，看到醒醒，我会这么想，万一有一天她们也想搞音乐，我必须尽我所有的力量，到她长大的时候，让音乐这个行业再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惨，这是我要做现在这件事情的初衷。

谈钱并不丢人，也一点都不庸俗，赚钱是人的基本需求。钱关乎尊严，关乎我们能不能继续下去，完成我们的使命，触摸我们的理想。一个不能让音乐人吃饱饭、有尊严活着的环境，将会是多么的苍白和无趣。

作为音乐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，我有义务去做点儿什么。我创办了一个叫“碎乐”的音乐项目。

我相信，已经有很多音乐人开始关注并了解，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对帮助所有的创作者，让他们的作品给他们带来收益，希望每个认真做音乐的人，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，他们的才华养家糊口，甚至创造优越的生活。

如果能够成功，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些创作者的命运，如果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现状，受益的将不止是他们，也会是我们，我们将有机会听到之前没有途径听到的歌，听到我们从前难以想象的音乐形式，这就是我目前要做的事，这就是创业者汪峰现阶段的理想，这也是我跟大家叨叨这么久有关“钱”的事情的原因。

谢谢大家。

碎片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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